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无边”，大学校长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很多学校，校内重大事务，往往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不管同意不同意，也只能是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旦大学用“章程”来限制校长权力，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从现实的窘境来看，恐怕是“理想主义”的成分多一些。　

　　复旦校长杨玉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大学还是媒体，我们都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并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给自己套上“紧箍咒”，这的确是基于一种约束权力、渴望民主的觉醒。但对于其他校长、其他高校来说，有示范意义吗?恐怕很难。这种靠校长个人的觉醒来推行某种限权制度，很难推而广之。不难想像，既然现任校长可以给自己套上限权的制度，下一位校长不也可以给自己来个消除限权的制度么?　

　　从大学过度行政化的角度看，对大学校长应该限权。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说，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万元至20万元人民币，而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折射出校长的权力过大，但校长请的是谁?恐怕还是校外的领导多一些。请的理由可能千奇百怪，但肯定有不得不请的理由。校长的权力过大，指的是在校内，而在校外恐怕是过小。因此，不少大学校长很害怕取消行政级别，否则，很多事情即便是请客了也办不成，也不利于学校发展。这或许是教育制度的一种悲哀。　

　　在过度行政化的今天，行政化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障碍物，很需要复旦这样的“理想化”尝试。但睥睨现实，一些高校想去行政化，却依然要受行政化之累，这应该引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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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立宪"限制校长权力 其旨在"分权"

消息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