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开展量刑规范化改革。

　　《通知》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法定量刑情节，而且要注重查明各种酌定量刑情节。

　　检察院要客观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既要注重审查定罪证据，也要注重审查量刑证据；既要注重审查法定量刑情节，也要注重审查酌定量刑情节；既要注重审查从重量刑情节，也要注重审查从宽处罚量刑情节。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法律援助投入，壮大法援队伍，尽可能地为那些不认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争议、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案件审理中，各级法院也要进一步提高法庭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审理中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公诉人、辩护人要积极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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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机关应是中立角色

　　昨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平谷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郑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通知强调了控方的客观义务，从以前偏重控诉职能，转变为既强调控诉，又要从有利于嫌疑人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我国检察机关的角色不仅仅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而且是公正地行使公诉权。

　　由于本身在检察院挂职，郑旭很了解目前检察官面临的尴尬，“检察官的角色应该是中立的司法官，但是实践中很难实现”。因为在对检察院日常工作的考核中，无罪判决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法院出现一起无罪判决，检察院就会被认为是办了‘错案’，在全市的排名都会靠后”。因此一些检察官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对于无罪和罪轻证据就不太愿意提交给法庭，在检察官中都在追求“捕了就能诉，诉了就能判”这样的目标。

　　郑旭说，从长远来说，仅仅依赖控方来保证中立性是受局限的，理想状态应当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让大多数被告人都有辩护人，控方应当将有利于嫌疑人的量刑情节的证据和线索及时移交给辩方，才有利于保护嫌疑人的权利。这种及时移交证据的规定在国外的法律实践中已经多有存在。

消息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