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观念上早有共识，真正困扰司法实践的在于如何具体认定某个证据是否非法。此次最高法拟定的相关解释文件，将疲劳审讯、诱供等多种具体行为列入其中，将一些长期行走在“灰色地带”的行为明确定性，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今年10月，最高检在一项报告称，2013年以来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750人、不起诉257人。与此同时，近年来多地相继出现“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并有浙江叔侄杀人案这类大案要案的实践，都说明在此议题上我国已有长足进步。但这些进步与民众和学界的期望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刑讯逼供立案难、取证难等问题，目前依然存在。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依靠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外，还必须落实具体行动上。

　　首先，是在司法理念上多年“重实体轻程序”，形成了证据是否有说服力最关键，证据来源合法与否倒在其次的固有思维。在片面追求“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指导思想下，有罪推定成为不少刑讯逼供案发生的思想根源。要改变这种观念，除了重申疑罪从无的重要性之外，一方面还要转变侦查观念，预防非法取证行为发生，另一方面也要在司法实践中保证法官判案的独立性，不受各方干预。

　　其次，排除非法证据必须在配套措施上做足，以解决刑讯逼供取证难等问题。比如真正落实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后，应能大大减少对口供证据的合法性争议。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办案机构自身的保护。然而，虽然我国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这一制度，但各地在执行时常“打折扣”，一些关键证据的取得缺乏录音录像，往往引来很大争议。

　　再次，由于司法实践中通常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都是辩方律师，要使得这一机制真正运转起来，能否充分激活律师作用至关重要。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律师是相对于公检法之外的一种外部力量，他们的介入是实现公正审判、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保障。除了保障其查阅卷宗资料等基本权利外，还应探索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也可有效防范非法证据的产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刑讯逼供是制造冤假错案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不仅给个人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还有损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而要让排除非法证据从共识走向行动，从司法解释化为具体实践，还需要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让人们在每个案件中都看到公平正义。

信息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