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达到了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然而,正处于收入扩增阶段的中国,劳动者的年工作时间是2000～2200小时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英美德法等国家20世纪20～50年代的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关系开始进入了矛盾频发的“深水区”:工作时间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正成为劳资纠纷的重要“导火索”,“过度加班”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报告显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我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呈现出了八大特征:虽然工时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男性“长工时”与女性家庭“第二轮班”并存;城乡劳动者工作时间差异大;特大城市劳动者上下班时间长;雇主比雇员工作时间长;中国人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过度劳动所导致的劳动者职业病和过劳死现象比较突出。

　　研究发现,我国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上。对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的排名发现,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的周工时为48.8小时和48.2小时。上述6个行业每周的加班时间均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说,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而在加班群体中,男性周工作时间比女性高出约两个小时。不过,女性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外,还要在家里承担更多的“第二轮班”工作。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北京、上海的男性“顾家系数”最高。

　　研究表明,“舟车劳顿”已经成为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在所调查的典型城市中,上下班时间较长的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几个特大城市,其日平均通勤时间都接近或超过一个半小时。其中,北京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天津、南京、沈阳、重庆、太原等城市就业者每天的通勤时间均超过65分钟。除了居住地较远,城市拥堵现象也是造成通勤时间长的主因之一,其中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的拥堵现象最为严重。

　　此外,报告指出,不同就业身份人员的工作时间差异较大,其中雇主的周工作时间最长,超过47小时,其次是家庭帮工,而自营劳动者(自雇者)周工作时间最短,为42小时;中国劳动者最短带薪年假为5天,且需要工作满一年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劳动者带薪休假的时间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低于亚太国家平均水平;“带病工作,不休病假”已经成为一种“气候”,科技工作者、行政工作者、教师等群体少休或不休病假的现象最为普遍;而因工作时间长引致的过度劳动成为职业病和过劳死频发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报告主持人、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指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必须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他认为,要解决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键,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基础,适当差异化的工时设计是手段,基于新技术建立的工时协商机制是途径,政府宏观协助是保障,“总而言之,一个良好的工时制度背后,需要有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在不违背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