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保外就医全国复查中，有18名厅官被送回监狱。其中包括有“三湘第一女巨贪”之称的湖南建工集团原副总经理(副厅级)蒋艳萍，2003年获死缓，9年后保外就医；原湖南工业大学校长张晓琪(正厅级)被判无期徒刑，获刑后未交付执行，“一直在社会活动”；被判死缓的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正厅级)在狱中5次获减刑，2006年被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

　　记者调查的目标是重新入狱的犯案厅官，是针对性的调查，不具普泛意义，因为在厅官之外，还有多少犯人“通监越狱”，还有多少犯人以各种名堂提前出狱后没有“回炉”，都不在调查中显示。

　　在广东，就有两个人们熟知的案例：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2009年因滥用职权及受贿罪获刑10年，他买通看守所长及法医等人出具假报告，在宣判同时被允许保外就医。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2007年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服刑6年后靠假立功获假释出狱，现在已去踪难觅。

　　通过假释、减刑、保外就医和监外执行这种“假减保”手法让犯人逃避坐监的惩罚，已成不可小觑的司法腐败。无论是大贪官、大恶棍还是重大经济罪犯，他们往往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凭着这个经济实力，有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点各个环节，找到“越狱”的各种暗门，从而把监狱变成客栈，在里面象征性地呆些时日就重获自由了。

　　打造这种“越狱暗门”的，既有监狱的“掌门人”，也有高官阶的掌权者。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退休警官夏艺凯说：“事实上，监狱机关也从来没能杜绝各种不正常的打招呼。上海首富周正毅‘二进宫’案，就是公开报道过的最典型的案例。”

　　犯了重大罪行却无需经受牢狱之灾，极大降低了犯罪成本，也极大减轻了法律的威慑力量。对那些正在作案和准备作案的贪官污吏、经济犯罪者和黑社会头目来说，这样的罪而不罚和罪而轻罚，无疑是一种潜在的鼓励。

　　为了防止“假减保”被滥用，中央政法委今年下发了“五号文件”，要求对被判重刑的职务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这三类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标准，并展开了清查行动。最高检的通报称，截至5月底，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就包括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的18名犯人。

　　所谓“暗门”，它必须在光线不达之处才能发挥作用。要堵住“通监越狱”的暗门，最有效的办法显然是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监督。若能把“假减保”的原因、理由、提出者与批准者等等都进行公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评议和监督，那么当发现“假减保”有问题时，因为整个过程历历在目，倒查起来就能避免许多晦暗了。

　　如今，上层一方面在抓贪反腐，一方面也注意到罪犯的“归宿地”监狱，试图在首尾两端扎紧篱笆，显示了反贪腐的决心。但反贪毕竟是后置式行动，而前置式的行动是防贪，这就需要把“篱笆”升级上制度的层面。

消息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