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举报人的保护都有专门法律，对违规者的处罚也很严。比如香港，在廉署辖下，全港共有8个分区办事处24小时接受举报，收到具名举报后，工作人员会在48小时之内联络举报人或者见面。不论举报的问题大小，都会被列入廉署执行处处长每天的工作报告。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举报人属于证人的范畴，受到《证人保护条例》的严格保护，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报复举报人，属于刑事重罪案件，一向为廉署所不能容忍。

　　还有，美国各州都将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作为犯罪来处理，最高刑可至死刑。为防止隐性的打击报复行为，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文官制度保护委员会”，遭打击报复的个人可以直接上诉至该委员会，并享有把工作调换到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一定权利或优先权。该委员会将组织听证会，对打击报复者作出包括降级、开除公职或处罚金的最终裁决。用权威法律保障举报人享有的生活安全、信息安全，更让打击报复者受到严厉的法律重罚，这样社会正义精神被保护起来了，就会有更多的公民愿意积极举报。

　　我国虽然也有举报人保护法规制度，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1年制订的《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刑法》等法律中也有举报人保护条文等。但这些保护法规不够系统，保护性措施散布在诸多规定中，没有形成体系，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况且《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仅仅是一个内部规定，不是权威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疏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致使现实生活中，举报人遭到报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我国现行法规中，对打击报复者的处罚，也不够严厉。根据刑法规定，报复陷害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刑期是七年，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情节严重”界定为“导致……举报人或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如此恶劣行为才受到重罚，重罚的门槛似乎太高了。一些被举报人肆无忌惮地打击举报人，与这种重罚缺失不无关系。

　　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很有必要出台专门的权威的保护举报人法律，将宪法的条款具体化。比如，设置统一的举报受理机构，让举报人的各种信息受到严密保护，除了极个别专有人员可以接触，任何人都不能接触；再比如，要对打击保护者进行严厉刑罚打击，毫不手软，使其不敢轻易打击举报人等。更重要的是，这种专门权威的法律，提升了对举报文化的敬畏感，让举报人得到应有的司法尊重，让举报文化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消息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