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三张脸”

　　中国足球协会被赋予的定义，是中国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是亚洲足球联合会及国际足球联合会的成员。为全国性群众体育组织，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

　　按道理，它应该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在中国又赋予了它行政色彩。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足协更和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宏俊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足协在体育总局也是“一枝独秀”，国家体育总局下的各司局都管不了足协，而足协的官员也往往由体育总局的局长或副局长兼任。

　　既是一个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又是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一个办公室；既挂着民间机构的牌子，又行使着政府的权力。

　　“半官半民”的双面性一直让中国足协饱受非议，但也带来了令其在足球产业化中左右逢源的好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球推开了职业化改革的大门。时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亲力而为，让体育产业化之风从西方吹进来。

　　职业足球，成了当时拯救中国足球的新模式。

　　中国足协自此开始淌进市场经营的洪水中，同时也带上了它的第三副面具———足球市场开发经营者。

　　1993年，中国足协直属国有企业———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成立，享有足协商务活动及俱乐部商务开发的全权代理权。

　　其任职成员大多来自中国足协，当年在足协开发部任职的邵文忠担任福特宝第一任总经理，并且一当就是16年。近日也被传因谢亚龙事件被警方二度带走协查。

　　自此，中国足协成了被业界所称的“政、事、产三合一”的“三面人”。而福特宝的公司实体与足协的管理实体之间，其实也一直边界未明。

　　1994年，中国职业足球甲A联赛的开打，还是成了中国足球改革的里程碑，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开始在我国正式运作。与这场意义深远的比赛相随而来的，是足球市场经济化的浪潮。

　　官员任法定代表人

　　产业化带来了中国足球市场从1994年到2002年之间的可观的经济收益。

　　1994年，国际足联旗下的赛事推广商IMG(国际管理集团)公司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以后每年20%递增”的条件拿下头5年甲A联赛的商务开发权。而职业足球的本体产业开发更是包括门票、电视转播权、赞助广告、球场广告、球衣的胸前背后广告、比赛冠名权、俱乐部冠名权等。

　　一位接近中国足协的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中国足协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之队”的商务代理，国家队打比赛多半资金还是来自赞助；另一个是联赛商务代理，中国联赛目前主要也靠赞助、冠名获益以及其他一些合作伙伴支持，中国足协会从每次联赛招商总金额中抽取10%作为授权费。

　　事实上，国外足球商业开发主要是三大来源：门票、转播权和足球用品，但是这些项目目前在中国还开发不起来，上述人士说道，中国足球的产业链并不完善。

　　即便商业开发项目有限，中国足球还是在最初几年体现了人口大国的市场潜力。1994年到2002年间，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共进行了2000余场，直接到场观看的人数达3000多万。8年中，中国足协从IMG共获得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各省级会员协会获得200万元的收入，各俱乐部每年的收入多者3000万元，少者1000万元，14个职业俱乐部共计22亿多元人民币。

　　2003年，IMG逐渐淡出中国，而包装“中国之队”的营运商国际体育休闲公司(ISL)也在2000年破产，之前只从IMG那代理甲A、甲B联赛广告的福特宝公司全面接手联赛和“中国之队”的商务开发，也成了被业界所称的中国足协的“小金库”，独家垄断联赛分配和经营权。

　　至于足协与各足球俱乐部的关系，接近足协的人士说，“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竞赛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关系，联赛赛程安排都由足协来定，俱乐部只是参加打比赛”。

　　而对于冠名权究竟该属于足协还是俱乐部，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马宏俊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在国外冠名权是属于俱乐部的，因为俱乐部是参赛主体，人们来看比赛是由于球队的名气，球队名气带来了赛事的冠名；而在中国是组织方拿钱，然后分成给俱乐部。至于分多少、如何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看足协是不是高兴了。

　　在中国，作为参赛主体的俱乐部对联赛并没有管理、监督、分配和经营的权力，而这些权力都掌握在足协手中。2004年10月，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联合7家俱乐部发起革命，要求足协分权，被称为“G7革命”。

　　2005年10月24日，中超联赛股份公司成立。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谢亚龙表示，足协已经把原来的经营权交出来了。而事实上，中国足协在内部制定中超公司的游戏规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它自己占有中超36%的股份，仍然掌握绝对话语权。

　　2006年，福特宝终因招商不利退出，中超公司接手联赛经营任务。然而，由俱乐部自己经营联赛的理想并没有在中超公司身上实现。尽管我国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公司法人代表，中超公司仍然由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出任董事长。且中超公司不设副总，总经理只对分管联赛的足协领导一人负责。如此的权力结构安排，监督机制缺失，成为腐败和暗箱操作的温床。

　　管理公司者外行多

　　中超公司并没有摆脱福特宝招商不利的状况，俱乐部仍然惨淡经营。

　　前述接近足协人士告诉记者，俱乐部通过联赛连保本都保不了，每个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每年至少在5000万元至6000万元以上，联赛收益相比投入是杯水车薪。去年中超总收入可能是1亿元到1.5亿元，每个俱乐部的分红只有100万元到200万元。一些球队都是地方政府在支持，而投资俱乐部的企业老板多数是因为热爱足球。

　　“要想开发这个市场，一是经营实力，二是经营理念，这些东西中超公司都不具备。说到底，中超公司还是足协旗下的一个经营部门。”一位俱乐部的总经理道出了俱乐部的烦恼。

　　与经营不善同在的，是中国足协笼罩四方带来的巨大灰色利益带。

　　中国足协在需要资金运作的时候，就打出自己协会的牌子去经营下属的企业；在需要管理的时候，就打出自己足球管理中心的政府牌子。涉及钱的时候是协会，涉及决定运动员、裁判员资格这些事情的时候，摇身一变就是监管者，马宏俊无奈地说，缺乏外界的监督，就会有腐败产生。

　　中国足球界向来“官商”不分，中国足协掌门人和其他副主席多由体育总局“空降”，而这些官员又直接负责足球市场运作。目前被调查的谢亚龙正在体育总局唯一的上市公司中体产业担任董事长，他自己都在大会上一再表示自己是组织上派来的，在上市公司管理方面是个外行。外行来管公司，对于中国足球产业发展来说，不能不忧心。

　　管理不善却并不是最为严重的问题，权力寻租成为公开的秘密，并一点点把中国足球拖向深渊。

　　众所周知，一个健康而持续的市场，需要合理而周密的法规制度、大多数参与者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以及对少数违反规则者的及时而严厉的惩治。而在中国足球界，这些显然都缺失了。前有南勇、杨一民和吕锋，后有谢亚龙、李冬生和蔚少辉，一个个足协高官在涉嫌操纵比赛、赌球、贿赂等这些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的黑金交易中，赚得盆满钵满。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将中国足协的行政职能和协会职能分离，马宏俊指出。

　　可是在接近足协人士看来，完全将联赛交给俱乐部去办，现在时机并不成熟，足球产业涉及面很广，很多方面像财政、教育、公安等也不是足球管理机构决定得了的，发展足球产业需要各个部门配合。

　　对于说起来容易将足协的协会职能从行政职能中剥离出来这件事，马宏俊实言道，“说好说，但操作起来，谁办这事谁为难”。

消息来源：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