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金融开放和舆情争议如潮的大势之下，历时6年的吴英案终于迎来令人欣喜的转折点——4月20日，最高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院重新审判。

在2009年12月18日一审和2012年1月18日二审均被判决死刑之后，此番最高院“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命悬一线的吴英来说，可谓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由此吴英案正向第三季演化。

但是，在吴英案迈向令人欣喜的第三季时，之于吴英案本身的重新核查、之于同判死刑类似案件的参照判决、之于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及非法吸存）的进一步明确界定，显然，还有诸多亟待深思之处。笔者认为，而对于当下开放之势已明的民间金融而言，吴英案背后的民间金融乱象、尤其是短期极可能倍增的民间金融体量，当下更有强化事前监管的必要。

就一波三折的吴英案本身而言，在此番发回浙江省高院重新审判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切实遵循最高院“不核准死刑”等要求，还应该对之前争议颇多的涉案金额、涉案性质进行全面核查并及时纠正，对部分涉案官员（及其家属）则应毫不偏私并依法处置，对本应为法院主持的本色资产拍卖却由当地公安部门操作、且近亿元的固定资产仅拍卖不足千万元等，则更应进行问责和追究。从而在对本案已然定性的基础上，重新形成令人信服的定量核实、以及对违规纠缠其中的地方公权力进行必要警示。

就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及非法吸存）而言，迄今为止，围绕吴英案最大的争议之处是，其是合法融资、还是非法集资？是非法集资、还是非法吸纳存款？此三点不同性质的定性，结果则有天壤之别。如是合法融资则应判吴英无罪，如是非法集资则吴英最高可判处死刑，如是非法吸纳存款则吴英最高仅可判处10年。但是，上述三个截然不同的定性，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虽然，经2011年1月4日最高院公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及非法吸存）之间已经相对明确，可是就非法集资可能引发“人命关天”而言，显然当下仍有进一步厘清和细化的必要。

就当下民间金融监管而言，吴英案及其他同类案例近年来的集中爆发，一方面固然与国有金融过度垄断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民间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有关。在缺乏有效的“事前监管”之下，民间融资必然会引发诸多乱象。而对于民间金融开放大势已明确的当下，我们尤应谨防受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推动，之前尚且相对抑制的民间地下金融，短期内蜂涌而上大幅增量浮出水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事前监管跟不上，则必须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民间金融风险——这并非杞人忧天，在今年3月底推出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条》中，就明确民间金融监管的第十二条中，其题中之义过多偏向于地方监管，而在系统监管层面却没有相关阐述。

吴英案纠结至今的6年，对于案中人吴英来说，可谓经历了“死—死—生”的命运轮回，而对于一直窒于地下的民间金融来说，亦可谓经历了“危机爆发—重拳整治—逐渐开放”的命运转折，此中滋味尤以事中人感受真切。而此番最高院对吴英案“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不仅是之于法理的考量，更是之于民间金融开放大势的呼应。

但是，在当下吴英案正向令人欣喜的第三季演变时，我们希望上述四点希望能够成为现实。如此，不但吴英案本身能够回归真实、类似案例能够得到公平参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此类案件的彻底厘清界定，将会推动相关法条的巨大进步，而对于民间金融“事前监管”的强化，则更会有效减少未来类似争议不断的“事后处罚”。

（财经评论员 杨国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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