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就意味着安全。每当各国政府想要获取监控公民的新权力时，就会想到这个理由。英国一项拟议中的法案将授权警方和情报机构检查电子邮件、Skype通话记录和Facebook消息，就是一个例子。这也是政府与公司合谋，对政府权力进行不必要且危险的扩张、使之侵入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生活的又一实例。

英国政府表示，在没有取得搜查证的情况下，它只能获取有关“人物、时间、地点”的数据——即通信发生的时间、日期、号码和通信地址——而不是电子邮件、聊天和Skype通话的具体内容。英国政府称，若要查阅通信的内容，仍需要先取得搜查证。有些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怀疑，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

然而，搜查证引发的争议并非唯一的问题。政府机构最终可能获准实时检查目前尚属禁区的通信渠道。要达到此目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强令技术公司在其服务中开设“后门”，使“监听”在线信息交流成为可能，就像窃听电话交谈那样。

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解释立法理由时暗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在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修订目前适用于手机通话的规则，使之能够适用于Skype等技术。目前的规则使警方和安全机构能够追捕恐怖分子和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这意味着，Skype将需要建立一个“后门”，使情报机构得以追踪交谈的双方是谁，并且在已取得搜查证的情况下，还可以窃听谈话的内容。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第三方也可能滥用这种“后门”，却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2004年至2005年的近6个月的时间内，有人利用沃达丰(Vodafone)的网络漏洞，在希腊对100多名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窃听。一连串涉及新闻国际(News International)的电话窃听案的发生，以及警方的失败，都表明英国尤其应对此类事件感到担忧。

美英两国的情报机构表示，他们担心互联网已经把他们推到“变成瞎子”的边缘。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用这个词，来描绘无法获取在互联网上隐藏着的嫌疑分子信息的状况。

然而，这种“变成瞎子”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没有准确反映互联网的实情。当越来越多的用户被诱导通过智能手机公开自己的地理位置，当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在Facebook上列了出来，当浏览历史在一位少女的父母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向技术公司泄露出她已怀孕的信息，我们很难相信政府会被网络蒙住眼睛。

就以草根个人隐私保护活动人士马克斯•施雷姆斯(Max Schrems)为例。2011年6月，这位24岁的年轻人向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递交了诉状，并援引爱尔兰法律中的一项条款，要求Facebook向他发送所掌握的关于他的一切资料。结果，他收到了一份长达1200页的文件。“变成瞎子”是一个谎言；我们生活在监视的“黄金时代”。情报机构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数据——只不过这些数据恰好被私人部门收集到了。

我们要做的不是授予情报部门更大的权力，而是应该担心政府收集数据的需求和互联网公司的商业需求即将合二为一。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几周前，谷歌(Google)被授予了一项专利，该专利可能允许谷歌利用我们的手机研究我们周围的环境——记录噪声水平、照明状况和温度——并相应地进行广告定制。不难想象，如果谷歌对这个点子进行开发，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会非常高兴——最起码，这能为他们省下监听的花费。

对谷歌而言，将其存储的部分数据维持非加密状态符合自身利益。正如该公司“首席互联网布道官”温特•瑟夫(Vint Cerf)在2011年所说：“如果所有数据都进行加密，我们的系统就无法运行，因为那样我们就弄不清向你们展示什么广告了。”

这很令人遗憾。如果加密，大多数政府就将无法获得存储中的数据。想象一下，这对于被谷歌寄予厚望的无人驾驶汽车意味着什么。汽车的行驶路线是否会被自动记录并存储到谷歌的服务器上？如果会，那么警方和情报机构就不需要在嫌疑分子的汽车上安装GPS追踪器了；谷歌将让我们自愿记录所有此类信息。政府只需向谷歌索取数据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让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更容易达到这个目标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只有预料到互联网公司和情报机构之间正在结成的“邪恶同盟”会产生何种后果，我们才能捍卫自己的自由不被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