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可划分五个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是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结果，其中有辉煌也有曲折。” 张穹委员说。他认为，从时间上可以将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6年的初创阶段。随着新中国诞生，我国打破了旧法统，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重要法律思想，迅速颁布了近千件法律、法令和法规。

　　第二阶段是1957年至1978年的停滞阶段。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程的重大挫折，我国已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1997年的发展阶段。这20年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恢复、重建和大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我国现行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

　　第四阶段是1997年至2002年的提升阶段。这一阶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被确认。我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五阶段是2002年以来的完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立法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相配套法规也基本健全，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过程，就是我国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梳理这一脉络，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探究发展规律，更加明确法治建设的方向。”张穹委员说。

　　民生立法、社会立法将成“十二五”立法方向

　　张穹委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可以预见，“十二五”时期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将转向民生立法和社会立法。同时，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会成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重要基础。

　　张穹委员说，过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我国着力加强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加强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重要主题，要通过立法保障社会公平，要对“底层”问题高度重视，反映“打工族”、“农民”等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此次两会上，代表委员对通过利用法治手段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呼声十分强烈。“十二五”期间，立法应该从强调管理向关注保障和服务民生发展，更加关注社会领域的突出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卫生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这些关系社会公平、公众权利、民众切身利益以及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都应当成为立法的重要关注点。

　　张穹委员同时指出，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孕育和推动着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而市民社会是推进包括立法工作在内的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一些社会法治热点事件，反映了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和表达意见的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法治建设的历程，如“孙志刚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这将使得立法过程中的平衡和协调更为复杂，对我们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也会促进立法质量的提高。”张穹委员说。

　　加强法治“软件”建设，三方面树立“法律至上”观念

　　张穹委员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个法治“硬件”基础上，今后我们更应该加强法治“软件”建设，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从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具体而言，“法律至上”观念的树立，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标准。“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既规范社会行为，又引导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现了法律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

　　二是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主要的渠道。“法律至上”要求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渠道。既要保证社会矛盾冲突的法律解决渠道畅通，也要使民众乐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遇到的问题，体现出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矛盾的良好社会效果。

　　三是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法治社会中，法律应成为权力的控制器。法律的这种“绝对”的最高权威，要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即政府必须守法、权力必须规范。

　　“这次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加强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推进依法行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就是对‘法律至上’观念的有力诠释。”张穹委员最后说。

消息来源：正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