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不应做扩大化解释

　　记者：司法公正是整个社会非常关心的话题。最近，陆续报道出来的一些错案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请您简单地谈谈错案该如何界定。

　　冀祥德：对错案的界定不能停留在“改变了结果的案件就是错案”。一些案件由于事实发生变化、或者法律法规发生了调整，都有可能导致案件结果发生改变，但这明显不能认定为错案。换句话说，除去办案人员主观过错以外原因造成的案件结果发生改变，都不能认定为错案。比如，交通事故里常有“顶包”现象，肇事者和“顶包人”之间已经串通好，办案人员一般不容易从中发现破绽，据此而得出的案件结果，虽然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但不应该被定为“错案”。

　　我理解的“错案”是指办案人员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导致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认定上出现错误的案件。对错案的界定不宜扩大化，而应限定在相对狭义的理解上。

　　记者：错案在实践中有着怎样的影响？

　　冀祥德：对错案的认识也要一分为二。错案带给司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损害了一些人的权益，甚至酿成了人间悲剧，必然会极大地损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另一方面，它也为改革司法体制提供了标本和机会。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基思·芬蒂利就主张“人类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声称，“错案仿佛打开了一扇改良刑事司法体制的窗户，我们应该从错案中寻找推动司法改革的现实方法，而不要让机会白白流失”。在错案面前，我们更应该痛定思痛，努力找到并发现现有司法体制的漏洞，从而加以改进。

　　要实现人权保障与控制犯罪并重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冀祥德：案件的致错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办案理念上，破案才是硬道理，但这在实践中往往因为认识无法全面、或者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全面认识，很容易在行政压力下走向偏差。

　　在对待犯罪的立场上，我们正在经历从打击犯罪转向惩罚犯罪进而转向控制犯罪过程。过程的变化必然呼唤办案理念的转型，也即从惩罚犯罪转向人权保障与控制犯罪并重。

　　第二，在办案指导思想上，要实现从疑罪从轻转向疑罪从无；从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随着人权入宪和新刑诉法的施行，人权保障也应具体地进入办案过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大胆地对疑罪作出无罪判决，而不是“疑罪从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疑罪从轻”是一个具有分裂特质的说法。“疑罪”是定罪层面的问题上，而“从轻”是量刑层面的问题，把这两者杂糅在一块，本身就很有问题。

　　第三，证据观念不足。可以说，任何一个冤假错案，其证据都经不起严格仔细地推敲。因此，只要在证据上把好关，错案的出现必然也将大大减少。具体而言，就要在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四个方面客观、全面。要树立全面的证据观，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要避免先入为主，始终保持中立立场。

　　此外，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新刑诉法实施后，“从案件事实到证据材料”将转变成“从证据材料到案件事实”。证据裁判主义原则要求办案人员依靠证据去寻找事实，然后根据碎片化的事实堆砌出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和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一起将进一步减少错案的发生。

　　第四，要重视与保障辩护权。一些案件之所以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辩护权的被漠视。我觉得，如果把刑事诉讼当做一个权力场的话，司法机关的权力本身难以形成对自身的有效制约，因此，从制衡角度而言，只有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要通过优化司法环境来防范刑事错案。一些错案的发生和来自外界的不当干预也存在很大关系。所以，必须尽量减少对司法的恣意干涉。随着法治文明的推进，相信这样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少。

　　反过来说，要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生，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从这五个方面加以改进，必然可以事半功倍。

　　从结果追究走向行为追究

　　记者：在您看来，目前对错案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呢？

　　冀祥德：据我了解，目前，不少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布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于2012年4月颁布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

　　在我看来，对错案的责任追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从结果追究转变为行为追究，即只要是办案人员出现了违法行为，就应当及时对他的不当行为提出纠正和控制。

　　二是从错案转向过错责任，即只要存在主观过错，就要追究责任。不过，这需要引入评估机制，以便对执法过程、程序合法性等有一个完整的执法过错责任认定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错案追究。

　　记者：错案发生后，媒体和网络上容易出现一些非理性言论。对此，司法部门、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

　　冀祥德：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更快、更广，因此，建立社会舆情监测系统很有必要，对监测到的舆情要及时回馈。在这方面，北京市检察院建立的舆情监测与交流制度就很好。其实，信息化背景下的司法机关也需要一个互动的窗口。可以通过与主要新闻网站间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把一些重大案件的情况及时地公之于众。很多时候，一旦信息公开了，社会公众的疑惑也就没有了。(

消息来源：人民公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