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记者问我对“长春杀婴案”有什么看法，当然，这是件个案，但我想到一点，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孩子，从小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至少有一部分此类事件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化解掉。我不敢说能消除，但至少能减少。

今天我们开联组会。我们教育界的委员共108人，平时都分成3个组讨论，今天3个组都来了。联组会，每年“政协”大会期间都会开一次，每次都有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中央领导来参加。上一届的联组会，先后有李克强副总理、刘延东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王刚等来参加过。但是这一次，包括去年上一届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就只有教育部长袁贵仁来了，让我们不大满意。我们希望有更高层级的中央领导来。因为有很多事，不在教育部长的职权范围内。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有点自娱自乐。在座有不少大学校长、书记，他们平时跟教育部长交流的机会很多，有些事我们也呼吁很久了，但那是教育部长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前些年，国家实行大学教授的等级制度，有规定说，理工科和医科的，凡是两院院士，都定为一级教授；社科、人文与艺术类，最高等级是二级。这个很莫名其妙。有位知名的艺术类教授、指挥家说，我早就是一级了，怎么现在归教育部管了以后，就变成二级了，而且这辈子就只能是二级了？因为很早以前曾经评过教授的等级，但后来不执行了。这很荒唐。后来教育部有个妥协的方案，允许各个大学自己评定一级教授，但这一下放到学校就乱了。比如某知名大学的评定，官员出身的校长先拿了一级教授。明眼人都知道，他明明连二级都没资格拿的。另外，学校自己评了也没用，所有的待遇都只在学校内才有用，社会上没人承认。比如两院院士，在社会上是有礼遇的，乘飞机，享受VIP待遇，跟副部级以上官员，跟人大、政协常委是一样的；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定的学部委员，也相当于院士，就没有这些礼遇，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证件。

我当面问过前任教育部长，他说，这是人事部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当时想，那你就不能去找总理吗？这件事在教育界的反响是非常大的，很多人强烈要求改变这个规定。这样的民意，我今天当着教育部长的面讲，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联组会时，能够让有决定权的人来参加。如果负责分管的中央领导没空，不妨派个代表来，至少能把这些意见带上去，否则这些意见连写到会议简报上的机会都没有。政协早就被形容成：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意见传递到中央领导、最高决策层那里。

今天在联组会上，我向袁部长表示了感谢。去年联组会上，我提出了清查“泄题”事件。前两天，教育部派来了司长、处长和我沟通了。他们说这么长时间没和我沟通的原因有二：一是一审虽然判了，但有人要求上诉，二审还没有判，他们本想等到二审结束后再来跟我“汇报”，他们讲得很客气；二是，他们在报上先后8次发了消息，已经在通报了。这一点，我指出，我不接受。毕竟在报纸上发的文章，不是针对我的提问给的答复，也没有维护政协的权威。我的理解是，政协提出的问题，行政长官要给我们通报。至于等“二审”结束后一说，我觉得，为何不实事求是一点，一审结束后，就跟我通报一下呢？因为有的二审要等到很久后才有结果。他们也表示这是他们工作的失误。因此，有关我提出的“泄题”事件，他们已经在程序上作出了答复。在程序上，他们已经履行了承诺。至于我对实质上的内容满意与否，这里见仁见智。但人大、政协至少先按程序办事，这个他们已经做到了。因为这个“泄题”事件是我代表许多委员提的，我会先抽时间向各位委员们报告，然后再跟媒体报告，这是我做事的程序。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剑雄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今年再次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消息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