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却被众多媒体的分析联系在了一起。原因就是这次廉政工作会议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

　　“这条禁令是进一步推动‘三公’经费公开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央更加注重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决心。”3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公款奢侈浪费行为是一种特权腐败

　　一瓶法国拉菲红葡萄酒万元左右,一瓶53度茅台2000元左右,五粮液、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也身价不菲。“这些酒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北京城南一家名酒卖场的销售人员说,买高档酒的主要是机关、国企等团体客户,他们对酒的价格不敏感,多少钱都一样会买。

　　这一说法在证券商的一些分析报告中得到了验证。高档酒的消费量在“三公”消费中占的比重,较保守的估计是15%,较接近的是30%甚至30%以上。

　　“三公”消费中的高档品,酒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的还有至尊香烟、豪华装修、豪华公务车、天价旅游考察等等。

　　在天津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闫东玲看来,利用公款过度消费,其性质就是一种特权腐败。

　　“试想,那些成天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部门,怎能有良好的形象和公信力?”王敬波说,这种骄奢风气,不仅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容易滋生腐败,而且会带坏社会风气,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对奢侈浪费现象的监督不到位

　　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行政经费的使用应当坚持厉行节约原则,不应该使用这些高档的、豪华的商品,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就发生着。

　　“这反映出对‘三公’消费或者财政浪费的监督是很缺乏的。”王敬波分析认为,政府公共财政公开透明度不够,社会监督失效,老百姓不清楚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导致政府部门花钱缺少约束。另外,约束公款消费的多半是依靠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而这些文件本身的法律效力比较低。

　　王敬波指出,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问责制度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很少有官员因为公款消费、因为奢侈浪费而受到问责追究。

　　“现在许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在‘三公’上的挥霍并没有装入自己的腰包,为公家做事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闫东玲认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也是导致奢侈之风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禁奢令”是控制“三公”经费增长的有效措施

　　公款消费的骄奢风气,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也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庄威都提交了禁止公款消费高档白酒、洋酒的提案,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建议全面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这一要求,是对代表委员建议和社会关切的明确回应。

　　除了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这次廉政工作会议还对其他高档消费设置了门槛:要求加强车辆编制管理,清理和规范越野车购置和使用。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修建装修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禁止超标准使用和豪华装修办公室,禁止使用公款和利用机关影响购置、搜罗奇花异石和高档艺术品装饰办公区域……

　　对于“禁奢令”,有些网友心存疑虑,这能从根本上管住公款奢侈浪费吗?

　　“确实不大可能,但谁也无法否定其积极作用。”王敬波认为,如果这些规定能切实执行,就可大大节省公款。即使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也会有所节制,不会像现在这样把奢侈浪费作为一种权力炫耀。

　　“这是中央为实现控制‘三公’经费增长目标而提出的具体有效措施,更充分体现出政府严格管理公共开支、厉行节约、降低行政成本的决心。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机关作风。”闫东玲认为。

　　关键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其实,“三公”消费到底怎么和高档品脱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防止“禁奢令”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受访专家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抓好落实,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王敬波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提高制度的刚性,将制度手段上升到法治手段。二是加强信息公开,从严监管政府采购,严格接待标准。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对公款奢侈浪费行为问责到底。“只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才能遏制公款奢侈浪费现象。”她说。

　　“在监督的重点上,应由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转变。”闫东玲认为,对于既成的公款消费结果,往往能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加以掩饰和处理,以致很难直接反映消费的真实状况。而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发现和解决的依据,又难被加以掩饰和处理。因此,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问题的实质,过程监督更有效。

　　温家宝总理在这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受访专家认为,刹住公款消费的骄奢风气,是反腐倡廉的题中应有之义。

消息来源：检察日报